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被陕西略阳公安局3名民警审讯后不久突然死亡。近日，法院经过审理认为，3名民警犯有刑讯逼供罪，但不是造成嫌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，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（5月11日《新快报》）
在法医和法院眼中，这名犯罪嫌疑人当属正常死亡。报道说，嫌疑人死亡后，略阳县公安、检察等部门成立了专案组，尸检发现其左、右大腿及双脚背有大量淤血和肿胀。中队长冯亚军和民警贾刚、赵剑飞均承认在讯问过程中对马某采用了吊铐、冲凉水澡、踩脚趾、用橡胶棒殴打等方式。专案组专家勘察分析后认定，马某系心肌梗死引起急性心脏骤停死亡。法医认为，3民警的讯问方式导致马某身体损伤及皮下出血，属于轻伤，但与其死亡并无关系。
就算嫌疑人是死于心肌梗死引起的急性心脏骤停，民警们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吗？对3人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，据说是依据《刑法》第247条等法规。而《刑法》第247条规定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第234条规定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第232条规定：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情节较轻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些规定中均未见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，反而是对刑讯逼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嫌犯“正常死亡”，只要民警实施了刑讯逼供，便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剥去警察刑讯逼供的部分，如果仅仅过失致人死亡，也应承担刑事责任的。这里有2001年的《大河报》刊登的一个案例：河南郾城县农民张安良因事与村民崔学山发生争执，后发生厮打。挨打后的张安良拿起菜刀逼住崔学山。被人拉开后，崔学山没挪动几步便倒地死亡。经法医鉴定，崔学山患有高血压及脑血管畸形，因受惊吓和外力致使脑部出血死亡。郾城县法院做出判决，被告人张安良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被判刑一年半，缓刑二年。可见，仅仅是简单的惊吓和普通的外力引发他人疾病致死的，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。
另外，民警们对马某采用了吊铐、冲凉水澡、踩脚趾、用橡胶棒殴打等方式，与引发心肌梗死引起急性心脏骤停，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，显然是不能仅由马某的伤势大小来做出判断。更何况，马某左、右大腿及双脚背有大量淤血和肿胀，就此判断出只是“轻伤”，显然过于草率。
剥去对案件的具体分析，整个案件侦查、诉讼与审判的过程也值得质疑。事实上，嫌犯刑讯逼供死亡之后，成立的是以公安、检察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，专家和法医也有可能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很难避免公安部门为了保护自己的民警拿出虚假的结论，也很难避免当地司法部门为了地方形象，将嫌犯死亡这一“小事”化无。事实上，为了个人利益、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，有关方面将当事人的死亡原因往“正常死亡”上推的事件屡见不鲜。譬如，孙志刚被打死之后，其死亡证明上填写的也是“脑血管破裂，心脏病猝死”。
谁该为一个嫌犯的“正常死亡”负责呢？如果刑讯逼供他的民警们没有责任，那估计只有他自己为自己负责了，只能怪他自己没有在盗窃摩托车之前好好检查身体、锻炼身体。《刑事诉讼法》说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死亡的，不追究刑事责任，这一条款说的是不追究死亡嫌疑人的责任，如果把它转换成不追究刑讯逼供致其死亡者们的责任，显然是十分讽刺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