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春，本文作者与卢新华（左）、王亚平（右）合影
作者：刘心武，作家
一个“80后”，大本毕业已经工作两年；一个“90后”，明年就要考大学；他们二位在帮助我收拾书房的过程里，发现了一张三人合影，觉得很古老，问我什么时候、为什么会拍那样一张照片？
其实在我来说，拍那张照片的情形，似乎就在昨天。细算一下，不禁有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之叹，怎么转眼就过去二十九年了？
到今年年底，我们进入改革、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就满三十周年了。“80后”那位叫我伯伯听来还顺耳，“90后”那位竟叫我爷爷，他觉得很自然，却让我心绪复杂起来，怎么不知不觉地，我的人生就已经进入需要跟年轻人“说古”的“夕阳红”阶段了？
有首老歌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》，我系红领巾的时候，学校就常组织“革命老妈妈”来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，记得1955年，请来一位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妈妈，她讲得很生动，我们听得好兴奋。仔细回想，那时的那位“革命老妈妈”，其实才四十出头，1935年工农红军正处于“生存，还是死亡”的严峻关头，经过遵义会议，确定了正确方针，才在1936年取得了长征的成功，你算一算，到1949年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，只不过十三四年。那十三四年里，中国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事情啊，故事真是讲也讲不完。
但是被称为新长征的改革、开放进程，一晃却已经三十年了。这三十年里，也有许多故事，作为老一辈，应该讲给年轻人听。帮我收拾书房的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，不交谈不知道，一交谈令我吃惊，特别是“90后”那位，他记事以后，所有的岁月似乎都充满近似的平淡与欢快，可以是完全没有历史感，而且，“甭跟我说历史”，“我最烦什么回忆童年之类的话题了”，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，他们善于精致地享受当下的幸福我怎会反对？但我要提醒他们，一个对历史完全缺乏了解，对自己从哪里来、打算和应该往哪里去完全无所谓的生命，是有缺陷的生命，人生的支点之一，应该是对以往、对先人、对父辈的知晓与理解。
我告诉他们，那张照片，是1979年春天拍的，当中是我，左边是卢新华，右边是王亚平，我们算是那时候“伤痕文学”的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。“80后”就说：“咳，知道。‘伤痕文学’嘛，那时候‘四人帮’抓起来了，你们遵命写作嘛，就写些伤痕什么的。”我就讲给他们听，不是那么回事。1976年10月虽然抓起了“四人帮”，但情况还很复杂。抓“四人帮”的好人里，有的思想保守，心愿是把国家调整好，但是自己给自己，更给全党和全国人民，设置了“两个凡是”的羁绊，如果按那“两个凡是”去做，那比如说“六十一个叛徒集团”就绝不能平反，更不要说为刘少奇翻案了——至于什么是“两个凡是”，什么是“六十一个叛徒集团”等等，我书房里都有现成的书，他们可以借看——因此，1976年底到1978年底之间的两年，就有许多的故事，当时爱好文学的年轻人，比如我们照片上的三个，就总想通过小说写作，来参与社会诉求，希望能突破“两个凡是”，出现一种良性的变化。那时我们写那样的文章，设法把它公开发表出来，完全不是“遵命”，而是冒着风险的。我1977年11月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《班主任》和卢新华1978年8月11日发表在《文汇报》的《伤痕》，我们分别写过文章，有关报道也较多，就不多讲了。现在重点讲讲王亚平1978年9月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出《神圣的使命》的故事。真是一波三折。他写了一个公安系统的老干部为一个蒙冤的知识分子平反的故事——“90后”听到这里说：“那有什么稀奇呢？”——1978年王亚平写那篇小说的时候，选取那样一个题材，却被认为极其敏感，因为在十年动乱里，公安部因为原部长罗瑞卿被定为“彭、罗、陆、杨反党集团”中的“黑帮”之一，整个公安部被“砸烂”，若按“两个凡是”的逻辑，被“砸烂”的公安系统的老干部里，哪里还有好人呢？而王亚平小说里阻挠正义的角色，却是一个“革命委员会主任”（发表时为了“慎重”改成了“副主任”），所谓“革委会”是动乱期间的权力机构，如以“两个凡是”圭臬，又岂能对“革委会”质疑呢？但王亚平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，却觉得不把自己构思的故事写出来胸臆不舒，他两次投稿，两次被退，他也一再修改，但不将其公开发表，气何能平？最后，是老作家冯至助了他一臂之力，亲自出面向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推荐，再几经打磨，才终于刊出，一刊出，就获得了读者欢迎，反响十分强烈。
我一时觉得，真有无数的故事要给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讲。我不是要教诲他们什么。他们完全不必跟我观念一致，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一些故事。比如，关于冯至的故事。冯至（1905-1993）早年写小说，后来写诗，再后来主要致力于翻译研究德语文学。那时候他挺身而出，帮助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发表出《神圣的使命》，完全没有狭隘的功利目的，甚至连“文学老前辈扶植文学新人以传为美谈”的想法似乎也没有，他就是觉得这篇小说在那个历史时期能促进社会的良性变革，应该予以发表。1978年在动乱中被犁庭除院的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工作，其负责人当中也有位姓冯的，就是冯牧（1919-1995），他为那时期文学的复苏贡献很大，当“伤痕文学”遭到攻击阻挠时，他做了大量的“排雷”工作，《神圣的使命》到头来还是他促进编辑部下决心刊出的——“那时候写那样的作品、支持那样的作品真的会有冒风险的感觉吗？”两位晚辈一起问——我告诉他们，冯牧那时候有一次亲自对我说，一位自己在动乱中也饱受批斗被关进监狱多年的老干部，因为不理解冯牧的所作所为，甚至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：“怎么还不把冯牧抓起来啊？”——“伤痕文学”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出现并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影响来的。
当然，“伤痕文学”是个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情况下持续时间不过一年的写作潮流，潮流中所出现的那些作品，如今看来都并不具有长远的审美价值，它们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文学上，而是成为中国历史奇诡发展轨迹中的可长期保存参考的资料。
1978年底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决议，启动了中国正式进入了改革、开放的新长征。1979年春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，我的《班主任》获第一名，王亚平的《神圣的使命》获第二名，卢新华的《伤痕》等多篇“伤痕文学”作品同时获奖，卢新华的作品使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最恰切的符码。在参加颁奖活动的过程中，我和卢新华、王亚平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那时候我们还都没有自己的照相机，就一起走到崇文门外一家照像馆拍下了那张照片。那次获奖的作者从年岁上说包括好几茬，陆文夫是“20后”的，王蒙等是“30后”的，我是“40后”的已经不算太年轻，卢新华和王亚平则是“50后”，其实，在这些获奖作者背后，还有若干“20前”的老作家在发挥作用，除了上面举出的例子，还可以举出骆宾基（1017-1999），经他推荐，经过一番周折，张洁的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》得以在《北京文学》刊出并获奖——帮我收拾书房的“90后”原来以为“‘伤痕文学’大概全是些遵命写出的哭哭啼啼的文章”，我找出张洁的这篇作品，他读了后才知道其实“伤痕文学”在取材、写法、情调上，其实也各式各样，并非只有沉痛，也有乐观、清丽、幽默——随着整个社会的全方位迈步“从头越”，文学也从这个起点上迅速地朝前发展，直到三十年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乱花迷眼的局面。
端详着照片，我感慨丛生。常有人说，写文学作品应该追求久远的审美价值，应该写出经典来。我很惭愧，从小喜欢文学，可以说是笔耕不辍，虽然发出来的作品也老多的了，可是，还没有哪篇哪部是具有久远审美价值的，更罔论经典。“伤痕文学”时期的文友，有的如卢新华，断续地有作品发表，但主业已并非写作；有的如王亚平，他从部队退役后，出国经商，更在别一番天地里。我钦慕那些立志要写出甚至已经写出纯文学经典的人士，但作为写作爱好者，我珍惜当年写作《班主任》的情怀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，相信卢、王二位久未谋面的老弟也会这样想。
我对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晚辈说，我对改革的认识是：以理性的、平和的态度不懈地推动社会的良性变化。我对开放的认识是：无论如何不能民族自我封闭，一定要融入世界，融入整个人类大家庭。尽管我这三十年来也越来越重视文学本身的独立性，写作上也力求个人化、个性化，独创性，但是，以自己的文字承载对继续改革、开放的诉求，这一情怀不想也不能放弃。
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小朋友，从他们表情上看，并不是想听我讲所有的故事，更不一定把我的观念当作必要的参考，但他们至少对那张照片还是真的感兴趣，甚至说，我们一老二小三个，是否也模仿那姿势拍一张照片，以留给他们向三十年后更新的生命“讲那照片的故事”？人能超越种种差异包括代间差异，体现出一种沟通、商量的善意，并能以幽默为润滑剂，人世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具久远价值的呢？
2008年4月9日于绿叶居 (本文来源：文汇报 作者：刘心武)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