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
《大电影2》中有两三个项目的工作人员为香港人，但这离金像奖入选门槛的“8个工作项目的香港工作人员”的标准相去甚远，导演阿甘有点不屑的说，这就是
香港金像奖小气的地方。
阿甘认为，之前的“6个工作项目的工作人员”本来就已经够多了，应该做大中华的电影节嘛。这也是阿甘从来不关心金像奖的原因，他批评它“毫无价值”、“小圈子的派对”。而2007年“6个工作项目的工作人员”调整到“8个工作项目的工作人员”，更让阿甘觉得，“这反映了整个香港文化自信心的丧失。”
对于阿甘来说，显得小气的还包括香港电影。尽管“香港电影即将死掉”的说法在阿甘看来有点粗暴，然而他还是认为这种粗暴的说法有几分真理在。“香港电影当然不至于马上死掉，但从长远一点的时间来看，这种说法或许是对的。”
阿甘回忆说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热爱香港电影，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从香港电影中了解香港人是怎么吃饭的，是怎么穿衣的，当时人们对这一切都很好奇。但到了现在，这种落差已经消失，北京、上海丝毫不比香港“落后”，正是因为内地自身的发展，使得香港电影很难再对内地输出价值观了。阿甘称，这三年他一直在观察香港的时装电影，很难有一部成功的，香港电影很难表现当下的生活了。“所以他们只能拍古装了，输出一些视觉的东西。”阿甘接着说。
香港回归后，很多香港人都将依靠内地市场作为香港电影唯一的出路，在香港重视和内地拍合拍片以后，的确也出现了一些像《投名状》这样的大制作电影。但在阿甘看来，香港电影的这种短暂繁荣也终将消失。内地电影人迟早要赶上香港，到了那个时候，香港电影可能真的就到了完蛋的一天。
内地之所以不能立刻取代香港，在阿甘看来，首先是内地电影人市场经验的不足，其次就是内地创作环境的不够良好。以《投名状》为例，由于内地电影人长期被束缚，很难去想到这样一个题材，但香港电影人处于一个良好的创作氛围中，他们就能抓住这个机会。
而创作环境的改善，阿甘寄希望于电影主管部门的决策。他认为一旦电影放开了限制，内地的电影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间蓬勃起来。1995年，阿甘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，韩国购片人跟在他身后，求阿甘卖片子。可短短3年之后，韩国放开了电影创作的限制，“这个时候你去求人家韩国购片人，人家都不买你的片子。”阿甘翘首等待那一纸公文。
